民航二所举行建所60周年纪念大会

需要注意的是，在目前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框架中，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开包含了两种公开程序：一种是行政执法机关主动公开行政处罚决定，另一种是行政执法机关依申请公开行政处罚决定。

故以法律关系为核心概念的民法典经验并不适用于行政基本法典。行政活动方案不仅是我国行政法学总论的核心概念，也构成了德国、日本等国家行政法体系的核心概念。

但这种观点事实上是选择行政基本法典，而非行政程序法典。其中，微调适用于比较成熟完善的行政法律。即使从广义上理解，也很难涵盖事实活动、行政指导、公私合作、民营化、私人行政等，甚至不能涵盖行政协议，难以满足行政基本法典的内容包括所有行政活动的立法需求。补缺方式主要涉及以下行政法规范：在行政法一般规定方面，目前尚无单行立法，从法典化的现实需求来看，需要通过补缺的方式制定行政法总则作为行政基本法典的总则编。综合考虑行政法治发展的规律和特性、行政法法典化的目的和基础条件，我国行政法法典化应选择行政基本法典模式。

首先，与民事法律不同，民法与民事诉讼法是相对独立的，民事诉讼法自身有其独立的价值存在，已经有了能够同民法平分秋色的‘资本。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国家最高政治领导力量。[xlv] 参见杨建顺：《行政程序立法的构想及反思》，载《法学论坛》2002年第6期，第21页。

[xiii] 例如，《国务院组织法》第9条规定，各部设副部长二至四人。大多数人认识到此举的不可行性。推进行政法典化，制定相应的行政法规范，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迫切需要的，也是可行的。除了个别一步到位极端说不足以为训外，大部分学者所主张的两步走或者二点论值得关注和重视。

对不适应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规，要及时修改和废止。奥特#8226;玛雅对行政法进行研究，完成了行政法学体系化工作，确立了作为法律学的一个独立部门的行政法学。

多样性、多元性、多层次性、多阶段性和滚动发展性，是科学的行政法学体系所必要的基础支撑。然而，这个前提很难成立，尤其是在大量党内法规乃至党组织的意见、决议、决定、规划等成为行政法事实上法源的情况下，更是这样。无论采取何种法典化形式，都应当注重设置和完善消除法规范适用冲突的制度、机制和程序。再次，需要进而弄清楚法律事项、法规事项和规章事项，让行政法典化呈现出科学层次性。

[xxxvii] [德]汉斯·J．沃尔夫等著，高家伟译：《行政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0页。在开放式行政法典的认识论之上，人们从各自的观察角度或者立场出发，力陈行政法典化的有利方面和可行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各自完成的对行政法典化的路径选择和具体推进方案。[xxxiii]即使将行政法典化限缩为行政程序法的制定，依然要充分认识到其艰巨性和长期性。如何确保其发挥正向的整合作用，便成为摆在实务界和理论界面前的共通重要课题。

倘若某一行政法制度或者规范本身就是不切实际或者不合理的，即使穷尽法解释学之力，亦无法作出确切合理的说明以解决问题。这里对必要性或者理由的论述存在诸多值得商榷之处。

这一特性要求建立开放发展的行政法制度，反对固定的理论体系，因为任何一般理论都是短暂的、相对的和不全面的。（二）行政法典化的限定性与开放性 行政法典化具有限定性和开放性，这是行政法典化具有容许性的关键支撑。

行政法治建设具有历史发展性和发展阶段性。健全规范共同行政行为的法律法规，主要是行政作用法层面的立法任务，这一部分应该大有可为，却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杨海坤：《论我国行政程序法典化》，《学习与探索》1996年第3期。其二是研究制定行政程序法，完善行政程序法律制度。[xl] [日]盐野宏著，杨建顺译：《行政法Ⅰ·行政法总论》（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5页脚注①。被时机成熟论支撑着，却一年又一年延迟下来，多少年过去了，依然未能颁布施行的一部部法律的论证过程，给我们上了许多次生动的教育课。

科学的行政法学体系应当是实然行政法体系和应然行政法体系的集中体现，应当将行政及行政权视为社会活动的一种形态，并将其置于和其他社会现象的相互关联之中来把握，充分认识其自身的规律，理解其在现代社会中的消极作用和积极作用，根据其自身的运作规律，探索与其他社会机制紧密相连、优势互补的规范、制约、保障或者救济的法律机制，切实服务于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圆满实现。[liv]当年划分14门核心课程时的错误配置方案给行政法和行政法学的发展带来严重制约和阻碍，就是很好的例证。

[xxxiii] 同前注[1]，杨建顺文。（四）行政法典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需求 适应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需要的原则，是行政法上的重要原则。

行政作用法范畴中的环境整序行政法、经济整序行政法、空间整序行政法、国土空间规划法、社会保障行政法、行政补贴法、行政资助法、行政奖励法、行政合同法、行政计划法、行政指导法、行政调查法、行政督察法、政府信息管理法，等等，都具有很强的共同特色，宜优先安排。行政法学与行政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的交流渠道亦未打通，相互协同调整等问题缺乏充分的理论研究成果支撑。

无论是实务中的行政法体系，还是学理上的行政法学体系[xi]，都可能成为行政法典化的基础或者参考。参见同前注[12]，杨建顺主编书，第三编行政作用法。这既反映了人们各自认识的差异性，也说明行政法典化就是多种多样的法规范制定和汇集的过程，不应该将其作狭义的、排他的界定。无论是从法律技术，还是从结构和原则的角度，法学的理性批判任务都具有更大的意义。

当初与其说是自发性的，倒不如说是根据占领军的指示进行的[xl]，从1953年《国家行政运作纲要法》的提出，一直到1993年《行政程序法》的颁布，经历了40年时间。抑或是两者的结合，本应该是两者的结合，故而其自身也蕴涵了诸多不确定因素，需要随着形势发展和研究深入进行相应调适。

[xlii]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启动相应的改革和法律法规的互动，也亟需相应的行政法研究成果作为其理论支撑。其前提和基础是坚持限缩法典说，摒弃那种将各行政法领域的法规范皆囊括其中来构建所谓统一行政法典的主张和做法。

在逐步制定完善行政作用法的基础上推进限缩行政法典才是可行之路。（三）行政法典化与缓和法规范适用的冲突 行政法体系架构好，有利于减少或者消除行政法规范的适用冲突，这是确定无疑的。

[xviii] 参见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136-150页。[xlvi] 经过数代行政法学研究者的不懈努力，现代行政法学体系日臻完善，总体上呈现出较强的稳定性，可以为行政法典化提供坚实的体系支撑。目前为止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材采用的是5编体例：绪论，行政法主体，行政行为，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v]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由宪法统领下的7大部分构成——宪法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主要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3个层次。

郭修江、杨科雄、王佶腾：《新时代行政立法的法典化》，《人民法院报》2021年2月5日第005版。至于AI、区块链、元宇宙等新领域，都亟待加强和完善立法工作，则不应过度强调共同特色，而宜随时回应现实需要，加快相关立法进程。

二、行政法之法典化的可行性 （一）制定统一完整的《行政法典》不具有现实可行性 人们可以列出很多条制定统一完整《行政法典》的必要性，但是，那些往往没有超出主观设想。中国已用了7年多，还得用多长时间尚是未知数。

相关安排亦可以参照既有行政法学体系的研究成果。例如，盐野宏行政法学体系（参见[日]盐野宏著，杨建顺译：《行政法总论》《行政救济法》《行政组织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